王星拱(1887—1949) 著名教育家、化学家、哲学家。字抚五，安徽怀宁县高河埠王家大屋（今高河镇凌桥村）人。早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科学技术学院。在英国留学期间，曾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进步运动，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欧洲支部。1916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科学知识，反对宗教迷信。1925年科学与玄学论战中，主张科学万能。1929年任省立安徽大学校长。后又与王世杰、李四光等一起负责筹建国立武汉大学，任国立武汉大学化学系首任系主任。1933年5月出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1945年调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1949年10月8日，病逝于上海永川医院，被上海市长陈毅誉为“一代完人”。
光绪十三（丁亥）年，王星拱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高河镇王家大屋的一个清贫书香人家。父亲王厚棋，是清末秀才，星拱兄妹4人，他排行三，不幸三岁丧母，五岁就在外祖父刘家私塾读书，他聪慧异常，又勤奋好学，经过私塾严格教育熏陶，八年寒窗朗读背诵，四书五经、唐宋诗词、二十四史等经史子集了然于胸，俨然一位少年秀才。深受外祖父、母的钟爱。
1902年少年王星拱考入新近在安徽省城安庆设立的安徽高等师范学堂。在他们即将毕业的第四年，近代被称为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的严复执掌这所新式学堂。彼时严复译作《天演论》刚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尚未畅销，以书抵资，新出版的书本堆满了严复的宿舍一角，时常拜访的王星拱有幸阅读了严复这部新作。
《天演论》使他大开眼界，从中受到深刻教育和长远影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天然演化的思想使他陷入沉静思考。古代文史典籍、中华民族兴衰史牢记在心，他渐渐悟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由此产生“为国家民族振兴而学习”的忧国忧民精神。在当时革命思潮萌动时期，他心胸开阔、积极向上，是一位思想前卫的活跃分子。严复校长对这位出类拔萃的优秀少年王星拱同学十分赏识、寄予厚望。
1908年，王星拱考取安徽省第一批官费留学生。这年夏天，他从上海搭乘开往英吉利海峡的远洋邮轮启程，来到了当年恩师留学的英国，进入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科学技术学院（又名帝国理工学院）。这是一所“专精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大学学院，研究水平列英国大学三甲”！帝国理工学院拥有57名皇家工程学院院士，曾有14位诺贝尔奖和2位费尔兹奖得主。在国际上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享有同一等级的崇高声誉。
王星拱在帝国理工学院主修化学，辅修科学。学院教学正规、标准而现代。王星拱从本科起步，他学习基础理论科学知识十分刻苦认真，力求建立广泛深厚根底和坚实基础。除课堂所学外，他还广泛阅读西方经典，同时对对所钟爱的科学哲理经典也无不涉猎，他思想成熟，言论深邃，富含哲理。从广泛的阅读、思考中他受到深刻启发和巨大影响。他除了上课和组织活动之外，其他的时间就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充分的利用学校丰富而近于齐全的图书资料，勤于笔记积累大量学术资料。这些资料在日后成为北京大学化学系和武汉大学化学系最完备的资料。
秉承“学习报国”思想的他却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迂腐青年。1910年，他加入中国同盟会欧洲支部，热情支持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活动，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进步运动。1912年，王星拱和他志同道合的皖籍留学生丁绪贤（1885—1978，分析化学家、化学史家和化学教育家。安徽阜阳人，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化学系，回国后曾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教授）与石瑛（1879－1943，字蘅青，中国湖北省阳新县人，被誉为“民国第一清官”，曾任国立武昌大学校长，一大中央委员、南京市市长）等人发起成立我国最早的现代科学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一种原因是为报效祖国而勤奋学习当代科学知识，另一方面则是反对满清政府的 革命组织，为“科学救国”、“教育救国”而奋斗。这是中国最早的科学救国的社团组织，也是第一个将外国留学的科学救国志士聚集的组织。
王星拱采取研究型学习模式，像海绵吸水那样在知识海洋中汲取营养，同时在学习研修中进行独立思考、孕育真知灼见，日渐增长的知识基础使他充实，蓄势待发却引而不发。他虚怀若谷的治学态度，渊博的学识水平藏而不露，他的组织才干与活动能力，性格沉着干练、胸怀雄才大略在其言谈举止中可窥见一斑。
1916年王星拱完成学业，已是一位对现代科学、哲学具有真知灼见的青年学者。同时，由于他积极参加民主革命活动，对科学哲学的卓越见解已多次见诸报刊，在国内闻名遐迩。刚登上祖国大地，他就接到北京大学新任校长蔡元培先生的聘书，请他担任北大化学系教授，并兼任二院（理科）主任。在正常的情况下，北大聘请教授一概以留学欧美名牌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为门槛，对留学硕士聘为教授者只是“绝无仅有”的两个例外：王星拱便是一位！还有一位就是四年后获得英国伯明翰大学地质学硕士学位的李四光。
王星拱先生在北京大学执教期间，曾与陈独秀、沈尹默、钱玄同、程演生等爱国进步教授发起组织成立北京大学俱乐部，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与撰稿工作。1919年5月4日，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王星拱在“五四”运动中，冒着生命危险，积极参加了这场爱国民主的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有密切往来。王星拱、程演生与高一涵等学者一致支持北京学生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他们和学生一起散发陈独秀、李大钊印制的《北京市民宣言》，斥责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成为科学、民主新文化思潮的身体力行者和中坚力量。
1923年，王星拱参加了轰动全国的“科学与玄学”大论战，他发表了《什么是科学方法？》、《科学的起源与效果》、《科学与人生观》等一系列文章，宣传科学知识、反对宗教迷信，极力倡言“科学万能”，以大量例证“事实胜于雄辩”有力驳斥了玄学的种种谬论，在中国青年和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成为“科学派”的一员主将。他在北大任教期间，撰写完成了《科学概论》与《科学方法论》两部著作，成为当时大学理科学生的教科书，也是我国早期科学普及的开创先河之作。此时的他慢慢的变成了科学、民主新文化思潮的身体力行者和中坚力量。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上，王星拱也不遗余力。但是他更将自己作为一个教育救国的身份，蔡元培的独立思想让他认为：教育者不该参与任何主义，而是给予受教育者独立的接受。
王星拱教授在北大期间与蔡元培校长共事长达十年之久，对蔡校长的办学理念耳闻目睹，心领神会、印象极深，为他后来在武汉大学执掌校政时期建设学校学术自由的民主校风，在艰苦卓绝中走向辉煌的历程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1927年4月，军阀张作霖杀害了李大钊，王星拱因与李大钊“过从甚密”而受牵连，被迫南下南京，先后担任国民政府高等教育处长和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后改称中央大学）教授兼教务长。1928年初春，王星拱回到安庆，出任处于初创时期的省立安徽大学校长。这是他第一次担任大学校长，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安徽大学完成了理学院、文学院、法学院和预科的建设，充分显示他的组织领导才能。
1928年7月，时任大学院（后称教育部）院长的蔡元培决定在武昌第二中山大学（原名武昌高师、武昌师大）基础上重行组建一所新型《国立武汉大学》，任命刘树杞为建校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代理校长；同时任命李四光、王星拱、张难先、石瑛、叶雅各、麦焕章等六人组成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负责筹建国立武汉大学，选定新校址、建筑新校舍。
王星拱即刻来到武昌，担任以李四光为主任委员的“建委会”委员，同时兼任理工学院化学系教授。1929年2月任理工学院院长、根据学校形势逢勃发展需要，3月理工学院分为理、工两个独立学院，王星拱担任理学院院长；同月，国民政府大学院正式任命王世杰为国立武汉大学校长，在其到任前由王星拱代理校长；5月王世杰校长到任，6月校务会议决议增设副校长一人，并聘任王星拱为副校长；1930年3月王星拱兼任教务长；9月又兼任化学系主任；此前，王星拱还曾兼任总务长、仪器委员会主席、图书委员会委员、农学院筹委会主任，以及国立武汉大学理科季刊委员会主席等职。充分显示其非凡的组织才干！为全校师生员工所共识。
1933年5月，在任四年余的国立武大首任校长王世杰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教育部部长，武大校长再次由王星拱担任，成为国立武汉大学第二任校长。王世杰在离任时曾高度评价王星拱道：“近四、五年来，抚五先生及各位教职员先生，对于校务发展，均竭知尽能，不辞劳苦。抚五先生忠诚劳苦，尤为全校所共仰。” “校事得抚五先生主持，当能平稳发展。这是兄弟的绝大安慰。”王世杰（雪艇）校长与王星拱（抚五）校长之间由英国留学、共事北大到领导武大，二十年相交成知己，其相互熟知信任之殷切、评价之恰当可谓无以复加。
从1933年5月到1945年7月，王星拱正式担任武大校长12年，是民国时期武汉大学历届校长中任职最长一位。堪与新中国建立初期担任武汉大学校长14年（1952—1966）的李达先生相媲美。王星拱为国立武汉大学发展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他全心全意、治校有方，在任期间武汉大学声誉鹊起，武大校风严谨、学习风气浓郁，不同学术思想“百花齐放”十分活跃，素有“北大的民主，武大的自由”之美誉。当时珞珈山校园的武大师生，曾亲切地合称王世杰、王星拱二人为“二王校长”，充满敬爱之情。
国立武汉大学自1928年建立以来到1938年西迁乐山的十年中，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完工后，武大乔迁新址，建筑宏伟，设备一流，二王校长十分注重广揽人才，不少知名学者慕名前来任教，学校的学术地位迅速提高，在国内名声雀起。
王星拱上任之初，便在王世杰卓有成效建校基础上，继续致力于新校舍二期工程建设，锲而不舍，一气呵成。然而其中困难着实不小！由于中央与地方政府特拨给武大（用于新校舍一期工程）的建校款（170万元）已告磬，二期工程所需经费须由学校自筹，为此王星拱校长连日奔走，多方求助。在王星拱校长辛勤操持和全体教职员工一起努力下，至抗日战争爆发前，武汉大学又完成了图书馆、体育馆、法学院、工学院等大楼建筑，这些建筑与老斋舍、文学院与理学院大楼等珠联璧合、浑然天成，错落有致、布局得体，整体大气、蔚为壮观！基本形成一所山清水秀、建筑恢宏、洞天林荫、赏心悦目的人文自然景观。为国立武汉大学的继续发展奠定了美丽的校园环境和良好的物质基础。自从1932年武大新校舍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后，珞珈山便慢慢的变成为武汉大学的载体、标志与象征，甚至成了武汉大学的代名词。
王星拱继王世杰校长要把“武汉大学造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学府”——“大学的使命，一在教授高深学术，一在促进高深学术。”所奠定的基础上，锐意把武汉大学办成国际一流学府。
他提倡“专家治校”，认为大学是指“众多教授学识之博大精深、师德之崇高感人。”他提出“秉承学术独立的精神”、“努力使武汉大学不愧为全国知识的中心”、“让武昌变成文昌”！他在教务长任上更进一步提出：“大学的任务，在道德方面要树立国民的表率，在知识方面要探求高深的理论，在技能方面要研究推进社会进步的事业。”
王星拱在长期的教学与教育管理工作中，逐渐形成颇有见地的办学主张，他提倡“专家治校”，认为大学是指“众多教授学识之博大精深、师德之崇高感人。”他提出“秉承学术独立的精神”、“努力使武汉大学不愧为全国知识的中心”，“大学的任务，在道德方面要树立国民的表率，在知识方面要探求高深的理论，在技能方面要研究推进社会进步的事业。”。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武大于1935年开创了研究生教育，1936年设立农学院，发展成为一所有5个学院15个系及2个研究所的综合性大学。民国时期（尤指三十年代）的武大，与北大、清华、浙大与中央大学等国内顶级高等学府齐名，并多次联合向全国招生。王星拱为武汉大学招揽贤才、发展学术做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武大的建设、发展立下汗马功劳，他是武汉大学一位杰出的好校长，与王世杰、周鲠生以“民国武大三校长”而著称。
1938年初春，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中原，逼近华中重镇武汉时，武汉大学奉教育部指令西迁，选定目的地四川嘉定风景秀美的小城乐山，王星拱校长高瞻远瞩，及时稳妥做好迁校准备工作，使武大成为当时全国所有迁往大后方的各大学中遭受损失最小的学校之一。
举校搬迁来到乐山之后，办学条件十分艰苦，经费极其困难，物质极度匮乏。王星拱校长殚精竭虑，克服重重困难，与全校师生一道克服层层艰难阴阻，使学校保持教学与科研工作正常开展，不仅使武大得以继续存在，并且得到难能可贵的发展，创造出不同凡响的业迹，亦显示出王校长的卓越领导才能。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急关头，他多次发表演说，号召在抗日战争中，以全力办好教育、培育人才——作为全体师生员工的天职！他要求全体教职工在平时教学中都要灌注抗战精神，并特别强调在抗日战争与国难时期的人格教育。
他在乐山武大写下 “痛心疾首，奋起抵抗，一腔热血，培育人才” 的誓言。当日寇攻占贵州独山后，他与友人谈及国事时慷慨激昂，表示：“如果日寇真打到四川，我们也要守住学校与之共存亡！”他的爱国热情，极大地感染和鼓舞了广大师生，由此走出一批进步青年投笔从戎，他们陆续奔赴全国各地抗日战场成为光荣的革命战士，为国家民族流血牺牲、建立功勋！其中不少人成为战士，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为国家民族革命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王星拱校长十分爱惜人才，他不顾胃病的痛疼折磨，四处奔波，跑遍大后方大中城市，亲自登门拜访，诚聘出类拔萃的专家、教授，不论他是什么籍贯、出身，也不管他什么学派，概以蔡元培老校长“兼容并包”学术精神风尚录用贤才。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武大逐渐聚集起一批高水平的专家学者队伍群体，一时间武汉大学呈现出“五湖四海、学者云集，文理兼备、人才济济，极盛一时”蔚为壮观的盛况。在乐山八年，武大教授少则100余人，多则近120人，数量之众、质量之高，均在全国高校中名列前茅。
王星拱校长继承蔡元培先生“自由讲学”、“学术无禁区”的办学思想，礼聘各科知名教授。如外文系既有教英诗的朱光潜，也有教俄语的缪朗山；哲学系既有弘扬儒家中庸之道的胡稼胎，也有讲康德、黑格尔的张颐，讲印度哲学的金克木；中文系既有主讲新文学的叶圣陶，苏雪林，也有传授古典文学诗词的刘永济、刘博平；化学系有留英的徐贤恭、留美的邬保良、留法的黄叔寅、留德的钟兴厚等，真可谓人才济济，极盛一时。清华大学著名教授曾秉钧由衷地感叹说：“就教师质量而言，清华不如武大。”当时学校学术风气浓厚，学生思想自由，师生教学认真努力，不仅招生选拔百里挑一，而且成绩考核极其严格，毕业学生不仅专业成绩过硬，并且英文也好，受到社会各界广泛赞誉。
王星拱校长对学校教师中各学派一视同仁，尊重他们的讲学自由。他对活跃学校学术空气十分重视，先后邀请了周恩来、郭沫若、黄炎培、胡适、李济、老舍、冯玉祥等著名专家、学者，爱国民主人士莅校讲演，纵论当前时局，讲科学、谈诗文，当时乐山武大校园内充满民主自由之风，学术风气十分活跃。武汉大学于八年抗战时期多次与位居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坐镇四川重庆的中央大学以及以贵州遵义为总部的浙江大学一道联合招生，在社会各界享有崇高声誉。
这一时期的武汉大学还迎来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Dr.Joseph Needham, 1900－1995，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剑桥大学生物化学教授）博士格外的重视，他先后两次来到武汉大学参观访问并发表演讲，深入科研教学生活，与师生打成一片，与王星拱、黄方刚、石声汉、徐贤恭、张资珙、徐迓亭等师生结下了深厚友谊和不解之缘！他称赞石声汉教授是“一位很有剑桥气质的真菌学家和植物生理学家”，后来他们在学术上常有联系与合作，李约瑟还称许道：“我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农业卷，极大的得益于石声汉先生的功劳”。
李约瑟的力作《科学前哨》是一部外国人替我们写的“科学工作者在内地艰苦奋斗的第一部实录”，其历史及文献价值不可估量。武汉大学教务长、化学系教授徐贤恭等将其编译收入《战时中国之科学》（上海中华书局出版，1947），李约瑟的秘书徐迓亭（武大毕业生）教授特在《科学》杂志上撰文介绍。后来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序言》中写道：“在成都和嘉定，我有机会聆听郭本道以及已故黄方刚（武汉大学哲学教授）关于道教的艰深而重要的阐释，……与此同时，当时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博士则使我看到了旧儒学各方面的教义。”
王星拱先生一向生活俭朴，廉洁奉公，言传身教，处处为人师表。他虽身为大学校长，却总保持布衣素食、朴实无华作风。他身材高大，端庄严肃，注重仪表，脸总是刮过的，贴身携带装有日常办公用品的黑色旧皮包，他有一辆半旧不新的黄包车，但平时总喜爱步行上班。他穿着十分朴素，平时一身长衫，冬季套上一件棉薄短袄御寒，戴一顶旧呢帽，一双不知穿了多少年的黑皮鞋，到冬天才换上棉鞋。
他年轻时的西装革履束之高阁，从来不见他穿着！俨然一派中国传统学究风范。有好奇学生问他道：“我国的传统礼服，为长袍马褂，校长为什么只爱穿长袍，而不穿马褂呢？”校长答道：“马褂带有封建官阶之意，过去帝王赐‘黄马褂’就是一种官职，我是搞教育的，不是来做官的；我只穿长袍，既简便，又保暖，也表示我们为人处世，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刚正自立，不卑不亢’之意。”
王星拱校长尤其爱护学生，是其一生秉性使然，他对进步师生的革命活动从来不加任何干涉，而且以其一身正气，不畏权势，对于当局对武大校务的干涉非常愤慨。还是在抗战初期，当武汉警备司令部把抓人的布告贴到珞珈山校园时，王校长愤然挺身、义正辞严地向对方指出：“学校是学术天地，我的学生出了问题由我负责，你们不得擅自进校抓人。”
抗战时期，当局又在全国各大学强制推行“党化教育”和军事管理，王星拱校长一概不予执行，对于“训导制”也是敷衍了事、推行无力。1940年7月，乐山军警特务突然进校逮捕了一批进步学生，王星拱极为震怒，上书教育部据理力争、甚至不惜要求辞职以示抗议，直到得到答应“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的保证以后方才罢休。当时有一名学生由于不满特务“管制”方式而与军训教官发生冲突事件时，那教官骄横跋扈不已，竟然无理要求将该生开除学籍，还以“辞职”相威胁，王星拱校长却明确向其表示：“我宁愿更动一个教官！”
1943年11月出了一幕白崇禧到乐山武汉大学“训话”的闹剧，这位抗战期间不在抗日前线却龟缩到大后方的大名鼎鼎“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大将军在荷枪实弹大队人马护卫下来到大学校园，戒备森严，弄得校内外到处都是丘八，霎时成了集中营！王星拱先生身着布衣长袍坐着黄包车却被军警拦截不许进，星拱先生向其说明身份，蛮横的军警却认定这老头冒充校长，而将其车子掀翻，命令他赶快离开！学生知道后，立即遍传全校，校门口聚集了大批师生员工，众口一词高呼口号：“白崇禧滚出学校去！”进行，让这位司令长官威风扫地下不了台，一场“训话”演讲立刻泡汤。最后弄的白大司令好没面子，不得不灰溜溜退回他的驻扎地——“剿总司令部”去了。
那时常有特务分子趁机在马路旁刷写“打倒王星拱”的标语，还炮制了一纸300多个假签名的“控告信”，但王星拱对这种“莫须有”诬告的下流行径依然故我，毫不畏惧。他面对校内特务学生监视进步师生革命活动的行为，多次以校长名义呈文教育部驳斥特务分子在校园内横行无忌的野蛮行为，据理为进步师生的正义行动辩护，坚决反对并严厉驳斥反动军警肆意到学校抓捕（关心国是、仗义执言的）进步师生的法西斯行为！他毅然决然、义无反顾，甚至冒着丢官、杀头的危险，保释和营救进步师生被捕学生安全返校，并组织师生大张旗鼓迎接他们胜利归来。
王星拱校长主张学生“独立思考，深入钻研，自由选课，学以致用”。各系学生除必修课外，能够准确的通过自己的学习能力和兴趣爱好选修其他课程，亦可以到外系旁听。但是考试却很严格，学生必须修满必修课和选修课的学分、通过考试合格始能升级。两次留级者不给学籍，或劝其退学。王校长十分重视并严把考试关，每当期末和毕业考试时，他便亲临试场，劝导学生 “以遵守纪律为美德，养成自尊自重高尚品格。考试时要目不斜视，只有笔触之声，而无摇头晃脑之态”。武大素以治学严谨、学风优良著称。
在王星拱校长所倡导自由宽松的学风薰陶、影响下，学校出现“自由结社、百花争艳”的局面。当时，抗战问题研究会上演话剧《雷雨》、《黄河大合唱》，学校还给予150元的津贴，表示鼓励师生抗日救亡的爱国精神与实际行动。面对山河破碎、民族危亡局面，王星拱校长写下了“痛心疾首，奋起抵抗，一腔热血，培育人才”的誓言，其抗日救亡的赤诚心情和激奋胸怀天人共鉴。
抗战时期流亡乐山的国立武大（1938-4－1946-10）是武大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当时社会评价：战时乐山武大堪称武汉大学百余年发展历史中在国内外学术地位到达“巅峰”时代！在大后方极艰苦条件下，仍迎难而上，弦歌不辍，取得卓越成就，培养大批高素质人才，实属难能可贵！自强不息的武大人，将自身处于历史上最困窘的这段岁月，演绎成辉煌于校史“乐山时期”！这自然与王星拱校长“躬亲践履，卒底于成”分不开，是他领导运筹、团结广大师生员工共同奋斗的结果！正是艰苦卓绝的乐山时期，武大培养出了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的一批两院院士。
